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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党的中央领导机构选举的故事
时间:2017年10月16日   作者:人民政协报    来源:转载    阅读:73次
原标题:历史上党的中央领导机构选举的故事(上)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人。”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是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在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委员会执行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领导党的全部工作。如同群星拱北斗,中央委员会是党的中枢,也是党的形象的集中体现。选举产生一个政治坚定、团结坚强、奋发有为的中央领导集体,对于认清形势、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战胜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本文所写的,就是历史上党的中央领导机构选举过程中的故事。

刘仁静投了李汉俊一票

党的一大最后一天会议进行中央局选举时,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插曲。刘仁静是这样回忆的:

“当时是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的。当唱票人念到李汉俊的名字时,董必武马上就问:‘是谁选的?’我说:‘是我选的。’董必武就没有吭声。1923年李汉俊到北京时,我去看他,他对我在‘一大’上投他一票,还表示感谢。在1923年或1924年我碰到蔡和森时,蔡对我说,‘一大’时我选李汉俊有历史意义,因为那时选举好像事先有默契,选谁每人心中都有数。”

从刘仁静的回忆来看,中央领导机构三位领导人的选举似乎事先规定了候选人。从董必武的惊问来看,很可能这是所有选票中唯一未按事先约定投的一票,如果不是出于对有人越轨的极大惊异以及对李汉俊的个人好感,董必武大概不会忘掉无记名投票的基本要求,忍不住当场查问起来。

现在看来,刘仁静投了自己在一大上的主要论争对象李汉俊一票,首先说明刘仁静是个有个性、有主见的同志,同时,这一票也说明刘仁静襟怀坦白,论争时对事不对人,即使对事而言,在他心目中也完全是同志间的正常讨论。刘仁静之子、刘仁静传记作者刘威立对此评论道:

总的看,这一票投者无意,后来却似乎成为大会的花絮流传。几年后蔡和森还开玩笑地说这票有历史意义,这虽然过甚其词,却也折射出当年选举的一些特色。无论当年酝酿候选人名单的具体过程如何,张国焘个人当时显然还不具有使选票高度集中的威望与能力,所以当他后来与代表们逐个商谈时,势必要借马林的权威来说服人。在这种情况下,刘仁静的自由一票,在笑谈中被提到政治高度,被说成有历史意义,亦即被用以证明中国共产党即使在刚诞生时对共产国际也并非唯命是从,也是可以理解的。

而选举是否根据马林的意见规定了候选人,并由张国焘在选举之前与大家做说服工作呢?陈独秀后来与濮清泉的一段谈话,似乎可以作为印证:

“据陈独秀告诉我,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他因事留在广东,没有参加,之所以要他当总书记,是第三国际根据列宁的意见,派一个荷兰人马林来中国转达的,说是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走上政治舞台,党的总书记一职,要找一个有名望的人,号召力要大点。实际是否如此,我不敢肯定,陈既这样说过,我就如实地把它写出来。”

“中央局秘书”毛泽东

党的三大是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的。在三大会址恢复和重建过程中,有学者撰文指出,在调查党的三大会址时发现,三大中央局秘书并非原来所说的毛泽东,而是罗章龙。此文一出,立即引起广泛关注。

三大中央执行委员会所选的秘书到底是谁?

根据当年辗转到苏联的档案等重要资料显示,毛泽东是党的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选出的秘书,这种说法是学术界的共识,且广为人知。但有学者指出,从苏联复印回来的材料有可能是一篇错误很多的回忆录,理由是:该文没有完整反映三大通过的党纲、党章、组织法及各项决议,不是大会记录,更不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报告。三大通过的党的中央组织法规定党的主要领导人称委员长,但该文仍称陈独秀为总书记。该学者还认为,罗章龙的回忆,也有失实之处。在罗老记忆中,他一直记得是毛泽东或其他人任秘书,自己没有担任过秘书。直到看到中共中央委员会于1923年12月25日发出的第十三号通告复印件,上面有自己的德文签名,才忽然“醒悟”:原来自己确实是秘书。由此,得出结论:“以上种种说明,‘三大’中央委员会选出的中央局秘书是罗章龙。”

事实究竟如何呢?由中央档案局提供的珍贵文件名为中共中央《通告第五号》的中共中央第五号通告复印件揭开了谜底。1923年9月上旬,中共中央机关从广州迁回上海。10日,中共中央发出通告第五号,宣布中央局自广州迁回上海后的人事变动:“中局组自迁沪后略有更动,即派平山同志驻粤,而加入荷波同志入中局。又润之同志(即毛泽东———引者注)因事赴湘,秘书职务由会计章龙同志兼代。”

由此说明,在9月10日以前,毛泽东确实是三届中央委员会选出的中央局秘书,而罗章龙是他的接替者。至于12月25日发出的第十三号通告,上面的签名自然是罗章龙而不是毛泽东了。

三大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大钊、谭平山、王荷波、毛泽东、朱少连、项英、罗章龙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邓培、张连光、徐梅坤、李汉俊、邓中夏为候补委员,组成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由陈独秀、蔡和森、毛泽东、罗章龙、谭平山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罗章龙为会计,负责中央日常工作。李大钊、王荷波、项英、朱少连则分别为中央驻北方、上海、湖北、湖南委员,指导当地党的工作。

委员长主持一切中央局及中央全会会议,与秘书共同签署一切公文函件。

“中央局秘书”一职,是第三届中央委员会特设的,实际上相当于后来设中央主席时的总书记,并不等同于党中央“秘书长”,因为“中央局会计”的职责也属于秘书长工作范围。对于秘书的职责,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秘书员(负责)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记录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此外,组织法还特别规定:“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执行委员会之一切会议,须由委员长与秘书召集之,附加会议之日程。”这既说明了作为中央局秘书的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也体现了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开始尝试通过制定党内法规的形式,制约最高领导人的权力。

在党的三大上,毛泽东被选入中央局,并担任秘书,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进入党的领导核心层。事实上,他成为党中央领导核心的第二把手。后来,毛泽东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从而使党中央真正有了负责全党自身建设、特别是党务工作的专职主持者。事实也证明,党的三大后,全党组织工作取得了很大进步。

“中央局会计”一职也是第三届中央委员会特设的,负责管理全党财务行政,并负中央机关和各区各地方机关财政、行政审议之责,主持审计财务和决算有关事务,稽查现金出纳等项工作。这一职务,到1924年秋即改为由非中央局委员担任。

与第二届中央领导机构组成相比,第三届中央领导机构组成分工更加明确合理,既有利于坚持集体领导,又分工各负其责,加强了党中央的领导工作。负责“总理党务”的委员长陈独秀,不再兼管行政事务性工作,原来承担的许多工作分别由中央局秘书和会计负责,从而能够集中精力主持开好集体决策的中央局会议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主抓事关全党的大事。

张国焘落选中央执行委员

党的三大共选出14人组成新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但候补执行委员李汉俊从未到职,张连光不仅未到职,不久更携款潜逃。除去这两人外,实际上参与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领导工作的是余下的12人。

据瞿秋白笔记,三大上的选举票数是:“独秀(40),和森(37),守常(37),荷波(34),泽东(34),朱少连(32),平山(30),项英(27),章龙(25)。候补:邓培,张连光(潜逃),梅坤,李汉俊,邓中夏。”

可见,第二届中央领导成员中的多数,如陈独秀、蔡和森、李大钊、李汉俊、邓中夏继续当选,而且陈独秀、蔡和森、李大钊都是选票最多的。高君宇则因北京区委的罗章龙、邓培当选而落选。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党的一大、二大中央领导成员张国焘因为搞“小组织”活动、激烈反对国共党内合作而落选。

同前两届相比,第三届中央领导集体具有新的特点。

一是新成员居多。14人中有9名新成员,占64.3%;中央局5人中有3名新成员,占60%。本届成员平均年龄33岁,最大的是陈独秀,44岁,最小的是项英,25岁。这些领导成员都是正当青壮年,年富力强,朝气蓬勃,热情高,干劲足,思维敏捷,易于接受新鲜事物。

二是出身劳动家庭者居多,代表性广泛。实际担当工作的12位委员中,出身工农劳动家庭的8人,占66.7%。他们分别来自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安源、唐山各区委地委,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他们对中国农村、城市、工厂、铁路、矿山等各地方的实际情况有着深刻的了解,这非常有利于中央决策能够密切结合实际。

三是均经过实际斗争锻炼考验,具有四五年学运、工运、农运经历,任过党、团、工会的基层、中层、地区领导职务,有相当的工作经验。大多数理论思想水平高,组织领导能力强,政治坚定,斗争性强,作风深入,重视团结,善于联系群众。

罗章龙称:“‘三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显示了工人革命政党,阵营颇为严整,工作效能亦高,为前两届中央所不及。”

杨之华主动提出不当中央委员

只要到过河北西柏坡的人,都会对纪念馆前广场上的中共五大书记塑像印象深刻。五大书记,就是1945年召开的党的七大选出的5位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这五大书记中,除朱德外,其余4人都在1927年召开的党的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成员。其中,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是首次当选中央委员进入中央,周恩来还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进入中央核心领导层。毛泽东虽然是继三大后第二次进入中央并且只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但三个月后,他便以此身份出席八七会议,在会上当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这就是后来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赫赫有名的“毛委员”。

除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外,党的五大选举的中央领导机构中还有一大批令人耳熟能详的名字: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张太雷、王荷波、项英、陈潭秋、林育南、郭亮、恽代英、彭湃、杨之华……这个群星璀璨、藏龙卧虎的超豪华阵容表明,五大并非郑超麟所说的,只是为了孤立陈独秀而进行的“清君侧”。

五大选举过程中,还有一些代表认为自己能力资格不够,主动要求退出中央委员会。如在大会主席团讨论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时,曾推选过我国工人运动的老前辈、纺织女工出身的张金保。但她谦虚地说,“自己水平太低,对许多问题还不能很好地理解,许多革命道理也不能充分消化,当中央委员不够条件。”经她的一再推辞,大会主席团接受了她的请求。

另据张金保老人回忆,瞿秋白夫人杨之华也被选为中央委员。大会表决后,在院子里休息时,杨之华对瞿秋白说:“秋白,我当不好中央委员,你说怎么办?”瞿秋白说:“这是大家选的,你当不了,就应该向大会声明。”当大会继续进行时,杨之华向大会提出不当中央委员的要求。张金保是当天大会的执行主席,就对杨之华说:“之华,你不要推辞了。代表们是看到你能胜任这个工作才选你的。你有文化,有工作能力,大家信任你,就应该努力干。”杨之华见会上有几个同志表示支持张金保的意见,便接受了。

以上足以说明,五大确是一次集中选拔全党精英的群英会。五大为什么能开成这样一个会议呢?陈独秀在五大的报告中就说过:

“……我们的工作仍然在开展着,9个中央委员是不够的。中央工作更感到困难的是,甚至9个中央委员也不能经常在一起工作。在中央一起工作的只有两三个委员,有时只有一个委员。这样一来,中央自然而然就产生了独裁。”

“……总之,党中央不很健全。我们党目前还不是一个有完善组织的党,而是各个共产主义者的小组。地方组织比中央好些。如果这种情况不改变,我们就只有各省的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必须指派更多的同志到中央工作,否则,我们就会面临危险。在组织工作方面,最重要的是使中央成为强有力的中央。如果情况仍像现在这样,也就是说,党的领导机关不能成为更强有力的机关,那下层组织的情况就会很糟糕。”

陈独秀的说法并非危言耸听,而是切中时弊。经过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的洗礼,中国共产党已经从一个只有几十人到数百人的秘密组织,迅速发展成为拥有近5.8万名党员的全国第二大政党。此时,如果还没有严密健全的组织和强有力的中央领导机构,确实无法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党的五大在党的建设特别是组织建设方面有突出的贡献,在党的历史上创造了多项“第一”:第一次将“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正式写入党章;第一次决定筹办中共中央党校;第一次把党的组织系统划分为中央委员会、省委、市(县)委、区委四级,等等。更为重要的是,从党的一大到四大,选举产生的中央领导机构都称为中央局或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数一直很少。到了党的五大,选举产生的中央领导机构人数才大幅度增加,并且第一次采用“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名称,首次将中央的日常工作机构与决策机构分开,从而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制。这种组织制度和领导体制,80多年来,除中途有个别调整外,一直沿用至今。它对于保证党的领导、贯彻民主集中制发挥了重大作用。

经过血与火的革命战争洗礼和生与死的白色恐怖考验,党的五大选出的55名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候补监察委员,先后有26人为革命献出宝贵生命。

雷晓晖是五大代表中唯一的一位百岁老人,2005年1月8日病逝,这一天离她百岁生日只差12天。她是最后一位离世的党的五大代表。

八大会场

八大会场

    修复后的六大会场,作者2016年摄于莫斯科。

修复后的六大会场,作者2016年摄于莫斯科。

    七大会场

七大会场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人。”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是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在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委员会执行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领导党的全部工作。

中央委员会是党的中枢,也是党的形象的集中体现。选举产生一个政治坚定、团结坚强、奋发有为的中央领导集体,对于认清形势、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战胜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本文所写的,就是历史上党的中央领导机构选举过程中的故事。

六大“唯成分”论教训极其深刻

关于向忠发这个人,在以往的党史书中着墨不多,一般只是在讲到六大时,说他当选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他做党的最高领导人几年的情况也语焉不详,有的则对他叛徒的结局有简单交代。

过去有些杂志发表介绍向忠发的文章,说他是“流氓无产者”,“大字不识几个,连文件也看不了”,他当党的最高领导人只是“挂名”。而他个人品质恶劣,任党的最高领导人期间,竟“利用职权大搞特殊化,追求个人的物质享受”,“贪污了党的很多经费,吃喝嫖赌什么都干,甚至还包了一个叫杨秀贞的妓女整天在他的住处鬼混”。总之,给人的印象是这个人一无是处。既然向忠发是这样一个既无能、道德品质又坏的人,为什么会被推出当领袖?这的确很让人费解。

近年来发表的一些文章和著作对向忠发的生平有了新的描述,一般都说他出身贫苦,但粗通文字。他曾在武汉当过水手、码头工人,曾任武汉工人纠察队总指挥、湖北省总工会委员长等职,是当时较有影响的工人领袖。正因为如此,他在党的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八七会议”进入中央政治局,成为党中央领导核心成员。但他并没有参与中央重大决策,而且因为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严重,他作为一线的工人领袖为许多人熟悉,难以抛头露面开展工作。他真正出名是在六大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以后。

在1928年于莫斯科召开的党的六大上,工人出身的不太优秀的向忠发当选为党的最高领导人,这是遵循联共(布)、共产国际过分强调“领导干部工人化”的“唯成分”论错误指导的结果。

大革命失败后,联共(布)、共产国际总结经验教训,认为大革命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违背共产国际的指示,犯了严重的右倾错误。而中共中央之所以犯严重错误,一个重要原因是党的领导人都是知识分子,领导机构中的工人成分太少。共产国际认为,工人革命是坚决的,而知识分子脱离实际,政治立场不坚定,左右摇摆。大革命失败后,“八七会议”纠正了党内的右倾错误,但紧接着又犯了“左”倾盲动错误。这一时期临时中央负责人瞿秋白又是大知识分子,新中央的成员李维汉、周恩来、蔡和森、张国焘、李立三等人几乎都是知识分子。这更加强化了共产国际对知识分子的偏见。

与此同时,在中共党内也逐渐形成了一种轻视、反对知识分子的倾向,把“党的无产阶级化”“干部工人化”和“党的领导机关工人化”作为党的组织建设的方针。周恩来分析指出:“在‘八七会议’后,就把与机会主义作斗争看成了简单的人事撤换,这种形式主义影响到后来关于领导机关的工人化,把工人干部当作偶像,对知识分子干部不分别看待。”

六大中央委员会的选举同样如此。

布哈林在党的六大上特别强调指出:“向忠发同志,他不是知识分子,是个工人;不是机会主义者,是个革命者。”周恩来说:“布哈林在大会上作报告骂张国焘和瞿秋白同志,说他们是大知识分子,要让工人干部来代替他们”,“他这话在当时和以后影响都非常不好”。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始终参与六大并贯彻共产国际的意见,他也极力吹捧工人出身的向忠发。

另外,向忠发在大革命时期领导武汉工人运动,作出了一定成绩,并且在1927年秋至1928年上半年在苏联期间的工作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认可。这样,共产国际提出工人出身的向忠发做党的最高领导人,也自然毫无阻力地被全党接受了。

在总计36名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成员中,共有工人21名,占58.3%,成为中共历届中央领导成员中工人比例最高的一届。这些人中确实有少数素质不高,其中有7人后来叛变了革命。对此,周恩来评价说:“过去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工人领袖虽然不少,但党对他们的教育不够,而知识分子干部中有许多是五四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做了许多实际工作,有经验的不少。由于太强调工人成分,很多较好的知识分子干部参加中央工作就受到了限制,如刘少奇同志只被选为审查委员会的书记,没有被选为中央委员。恽代英同志也没有选上,到二中全会才补上。这和后来中央很弱是有关系的。”

应该说,第六届中央委员会中,虽然工人成分占了绝大多数,但总体素质水平没有第五届高,特别是其中有13人当选后从没有参与过中央集体决策和中央领导工作,占36.1%;后来有9人叛变,占25%。“唯成分”论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将团结确定为七大的工作方针

1945年召开的党的七大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将团结确定为一次党代会的工作方针。正如毛泽东在七大预备会议上的报告中所说:“我们大会的方针是什么呢?”“简单讲,就是一个团结,一个胜利。胜利是指我们的目标,团结是指我们的阵线,我们的队伍。”这种团结的方针最生动地体现在中央委员会的选举上。在1945年5月24日的全体大会上,由毛泽东代表主席团作了关于中央委员会选举方针的报告,详细说明七届中央委员会选举应遵循的原则。

第一,对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不要一掌推开。毛泽东指出:过去中央委员里头,有的人错误犯得少一些,有的人错误犯得多一些,我就是犯过许多错误的。一个人在世界上,哪有不犯错误的道理呢?

第二,照顾“山头”。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有许多山头,有许多部分。内战时期,有苏区、有白区,在苏区之内又有这个部分那个部分;抗战时期也有山头,就是说有许多抗日根据地。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实际,离开了这个实际,中国革命就看不见了。有山头不是坏事情,坏的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所以消灭山头,就要认识山头,照顾山头,缩小山头,这是一个辩证关系。将来许多年之后,全国铁路如网,飞机也比这几天来往的要多,那时你再找山头就没有了。没有全国产业的发展、交通的便利,要彻底消灭山头主义是不可能的。过去的中央委员会,没有反映这种实际情况,在组织成分上没有反映各个方面的革命力量,是有缺点的。我们这次选举就要注意这个问题。

第三,不要求每一个中央委员都通晓各方面知识,但要求中央委员会通晓各方面知识。主席团认为,每一个中央委员都应当通晓各方面的知识,是一个很好的理想,是有道理的,如果能做到那样,当然很好。但是事实上,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通晓各方面的知识。我们新的中央应该是包罗各种人才的,尽可能地照顾各个方面、各个部分、各个山头。新的中央要包含这样一些同志:大批未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一批犯过路线错误而又改正错误的同志;大批有全国影响的同志,大批现在有地方影响、将来可能有全国影响的同志;一批通晓的方面比较多的同志,大批通晓的方面比较少的同志。

关于选举的人数,毛泽东说:主席团曾考虑过三个方案,一个是100人左右,一个是70人左右,一个是30人左右,就是大、中、小的三个方案。这三个方案中,我想我们两头不要,取一个中间。主席团认为这个方案比较好,太小了不能够反映我们党的现状和发展。

党的七大的选举比之前党的历史上任何一次选举都要民主,体现了党内在高度民主基础上的高度集中。首先制定了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的条例,由到会代表多数通过。选举时,不仅增加候选人提名程序,并且在候选人提名程序中引入预选程序,在预选环节中引入自由提名环节。具体是先由各代表团小组提出初步名单,再由主席团以此为基础提出预选的候选名单,交各代表团充分讨论后进行无记名投票的预选;然后主席团以预选结果为基础提出正式候选名单,再投票选举。选举时仍允许代表另行提出名单以及自由改变名单。选举均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并且由大会主席团确定监票人,坚持选举票数公开的原则。

七大代表郑天翔回忆说:“党的七大的选举,是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完美的典范。在小组会上、代表团会上,任何代表都可以提名候选人,没有任何指定,没有任何限制。在小组会上或代表团会上,对候选名单中的任何一个人有不同意见,可以提;有不了解的地方,可以问;向上问或者派代表到有关代表团去了解情况,都允许,都能有个答复。候选名单几上几下,充分讨论。”

代表们在讨论候选人名单时,充分发扬民主。实际上,是党的历史上空前的民主,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的代表提意见点名道姓,非常尖锐。情况汇报后,毛泽东发表讲话说,大家把想讲的话讲出来是好的。历史证明,凡是原则性的问题,敷衍下去,不知哪一天就会出来的。彻底弄清楚,才有利于团结。毛泽东还说:选不选自己,自己有自由。我就准备自己打自己的圈。

许多代表不愿意选王明等人,毛泽东做说服工作。选举那天,投票结束后,工作人员计票时,其他代表都出去休息了,只有毛泽东坐在那里吸烟。当计票人员统计到王明的选票超过半数后,毛泽东才放心地离开。结果,博古、王明分别当选为中央委员的倒数第一名和倒数第二名。

另外,王稼祥因病未参会,他给毛泽东写了两封信,检讨自己过去所犯错误。有人认为他的检讨太简单,有些看法。中央委员选举本来应该是45名,但王稼祥的票数没有过半,落选了。毛泽东为此很不安。选举候补中央委员前,他专门讲了几点意见:一是关于候补中委的作用。毛泽东说:候补中委的选举,意义也是很重大的。如果八大推迟,不能如期召开的话,候补中委的作用就更大。所以希望大家重视这个选举。二是关于王稼祥同志的功过。毛泽东说:王稼祥同志是犯过错误的,在四中全会前后,犯过路线错误,但是,他是有功劳的。他参加了二、三、四次反“围剿”战争,赞助过正确意见;从长征一开始,他就开始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了;在遵义会议和六中全会这两个关键的会议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后在中央工作中也做了很多好事。他现在病中,他的病也是在反四次“围剿”中负伤而起的。我认为他是能够执行大会路线的。在昨天的选举中,他没有当选,所以主席团把他作为候补中央委员的第一名候选人,希望大家选他。同时也说明:“当然,这不过是个建议,请同志们考虑。”结果,王稼祥以第二名的票数当选候补中央委员。三是关于东北问题。毛泽东说:我觉得这次要有东北人当选才好。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巩固的基础。这说明毛泽东在深入考虑抗战胜利后的战略格局问题了。

与以往相比,党的七大选出了比较成熟的一届中央委员会。新的中央委员会的团结,进一步增强了全党的团结,从而使党能够克服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向着胜利前进。

(作者李颖为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主任、研究员。本文内容选编自李颖著:《党代会历史细节———从一大到十八大》,党建读物出版社2017年8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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